2018年1月25日讯，这两天，北京市两会正在召开。市人大代表、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王天有透露：根据规划安排，儿童医院新址预计将选址在四环以外，而目前医院的旧址则有望继续保留，用于接诊急危重症患儿。

　　看到消息，芝麻君不禁想起小时候上儿童医院，不是打针，就是吃药，看见护士阿姨就装哭的“惨痛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协和医院及其附属医院都被日本人占领，成了日本军医院。

　　协和医院的儿科主任兼教授诸福棠，拒绝给日本人看病，毅然选择辞职，以示抗议。

　　他与儿科同事吴瑞萍、邓金鍌一番商量，决定创办一所专科儿童医院，为战争中的孩子提供他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帮助。

　　1942年4月4日（旧中国的儿童节）这一天，“北平私立儿童医院”挂出了牌子，在东堂子胡同13号的小楼里开始接诊现代建筑。

　　当时环境恶劣，日本宪兵和伪政府人员隔三差五来“找茬儿”，医院只能开设六张病床，远不能适应病人的需求。

　　抗日胜利后，私立北平儿童医院搬迁到前府胡同8号（位于人民大会堂南部）。直到1958年，因建人民大会堂而拆迁。

　　彭真市长指着护城河西边的一大片菜地说：“如果向西走，郊区空地多，可以给儿童医院更大的院址，你看怎么样？”

　　彭真市长进一步解释说：首都的建设规划已在进行，这里离东西长安街的延长线很近，不久的将来这里就是城市中心。

　　看过选址后，诸福棠回到前府胡同，把政府决定建设新医院的喜讯告诉吴瑞萍和邓金鍌。

　　三人激动不已，决定写一封信给彭真同志，表示愿意把他们的私立儿童医院献给国家。

　　诸先生说：在有生之年，他做过两家儿童医院院长。一家是自己的私产，最后倾囊而出献给了国家；一家是纯粹国有的北京市儿童医院。

　　他对患儿的慈爱深入人心，特别嘱咐学生和下级医生，冬天给孩子触诊叩诊时，要先把自己的手捂暖了。

　　在于光远为女儿写的日记中，还有“看病时尿了诸福棠老院长一手”这样的记忆。

　　出诊之余，诸福棠用六年时间，写了一本80万字的《实用儿科学》，并无偿交给中华医学会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儿科专著。

　　宋庆龄在上海看到这本书非常惊讶，设法把它寄到解放区，让更多的儿科医生学习应用。

　　一期建筑面积3.6463万平方米，门诊2000人次/日，病床600床。这样的规模，对当时的人来说，无疑是“鸿篇巨制”了。

　　梁思成赞赏：“这几年的新建筑，比较起来，我认为最好的是儿童医院。这是因为建筑师华揽洪抓住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不论开间、窗台，都合乎中国建筑传统的比例。因此就表现出了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

　　华揽洪出身于建筑世家，1951年舍弃法国的建筑事务所，回国出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执笔北京儿童医院的设计。

　　他将医院的屋顶，包括水塔烟囱的屋檐、四角微微翘起，产生中国建筑飞檐的神韵。再辅之传统纹饰的栏板，古朴简洁，又充满现代气息。

　　医院的病房全部朝南，背分作为治疗、配餐及处置室等，且每个病房都设有游戏室。

　　为造成明快鲜亮的气氛，儿童病房的天花板和墙壁为黄色。同时为了保护婴儿的眼睛，婴儿病房为绿色。

　　北京儿童医院是一处真正的现代建筑，《弗莱彻建筑史》将其列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经典建筑，同样被载入史册的还有它的建筑师华揽洪。

　　他的女儿华新民回忆说：“父亲在北京设计的若干建筑中，儿童医院是父亲最珍爱的，心中一直在牵挂着，退休来巴黎以后的一天，他还梦见自己在帮助孩子的家长寻找停车的位置。”

　　除了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如今提起北京儿童医院，无人不知“B超神探”——贾立群。

　　他每次为患儿查完医生申请单上要求的部位后，再用探头在患儿的腹部横扫三下，让不止一个患儿隐匿的疾病得以发现，从而得到及时的治疗。

　　为了给更多孩子看病，贾立群一家三口一直“蜗居”在与医院一墙之隔的职工宿舍里。

　　“B超神探”贾立群还有个外号，叫“不吃午饭大夫”。从医多年来，他有20多年不吃中午饭，每次都是晚上七八点下班后才吃。

　　他解释说：“你想啊，孩子们做B超都是饿着肚子的，我当医生的能扔下孩子到点去吃饭吗？那不合适啊！”

　　很多家长出于感激，想方设法送红包。“数不清多少回，家长放下红包就跑，老贾总得冲出去追。” 贾立群的同事说。

　　后来，他直接把兜口给缝死。再有患者塞红包，贾立群就会笑着说：“兜缝着呢，有钱留给孩子看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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