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诞辰100周年。包豪斯的现代主义风格在向东西方的传播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和方式。澎湃新闻刊发的本文将探讨包豪斯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发展。

　　包豪斯建筑思想对中国早期受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其后在中国建筑教育和城市建设方面，具有深远影响，借其中个别人物的事迹，可以看到包豪斯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与衍变脉络。

　　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在哈佛任教时曾预言了一种全球化的建筑样式，他曾对贝聿铭说：“其他国家将会追随那些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设计”。虽然贝聿铭当时并不认同或不希望这样的事情会出现在中国，但无疑，格罗皮乌斯预言的总体方向是对的，在形式服从功能；设计服从生产；批量生产以满足快速建设的角度来说，包豪斯理念，或者国际主义的建筑风格是很适合现代化生产发展需求的。只是格罗皮乌斯没想到，所谓的“同工异曲”，就是当包豪斯在传播世界的过程中，由于所在国的政体关系，会出现不同的设计形式。特别是美苏争霸时期，同样的包豪斯理念却因归属“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而成为美苏两国叫板的武器之一。

　　于是乎，包豪斯的现代主义风格在向东西方的传播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和方式，虽然它们发展到后现代主义时期，再会殊途同归。以下，就来讲讲这另一条不平凡的路。

　　可以说，包豪斯的德绍时期是个注定孕育不平凡的时期。1926年，就在格罗皮乌斯带着包豪斯师生搬迁德绍，意气风发的建造新校舍和教师住宅时，一位刚从德累斯顿毕业回到家乡德绍的年轻人来到了格罗皮乌斯的事务所谋职，他就是理查德·鲍立克，一位今后必将影响远东城市规划的德国建筑师。

　　在德绍工作期间，鲍立克负责建设了几个项目，也执导了一些教育片，内容关于现代建筑、城市规划和住宅。还与格罗皮乌斯和格奥尔格·穆赫一起完成了一个重要的预制板材建筑——铁皮屋。这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类似集装箱改造的小屋，但在当时这就是最早的预制结构建筑，它必将在今后的工厂批量化生产的建造中大放异彩。

　　鲍立克出生在一个政治氛围浓厚的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德绍市的社会领袖，他本人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当1933年纳粹党上台执政，迫于政治压迫，鲍立克不得不以政治难民的身份逃亡到中国上海，投奔他的同学鲁道夫·汉伯格。

　　汉伯格早在三年前就应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海外招聘来到上海，并在1932年创办了自己的家具公司。他在上海的第一个设计作品现代建筑，也是上海的第一栋现代建筑是维多利亚护士宿舍，于1933年正式启用。凭借着正方体和机能性的设计，这栋建筑成为了一个新的地标。

　　那时恰逢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发展期，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城市，吸引了全世界的冒险分子。得益于汉伯格的帮助，鲍立克在上海很快的稳定下来，顺利开展起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他在上海从事过室内、家具和舞台设计，还有建筑设计、都市规划，乃至铁路建筑顾问、越江工程委员等工作。因为他的才华和人格魅力，使他游走在上海的社交名流圈层；也因为反对纳粹、亲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使他失去了德国国籍，行动仅限在租界区内。

　　在出任哈佛建筑研究院院长之前，格罗皮乌斯曾在英国伦敦建筑学院教过课，这使得当时年轻的中国学生黄作燊有缘与大师相识，并在1939年毕业后，转而追随格罗皮乌斯进入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深造，成为了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中国研究生，同时在教的还有马塞尔·布劳耶。

　　1941年，年轻的黄作燊学成回国，两年后受上海圣约翰大学工学院院长杨宽麟的邀请，负责建立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担任系主任和教授，时年28岁。当时，中国建筑教育界普遍是以美国宾州大学的“Beaux-Art”学术思想为主流，作为一位新来的年轻学者，黄作燊在办学伊始就把包豪斯式的现代建筑教学体系介绍给中国学生，强调实用、技术、经济和现代美学思想，实属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先驱。

　　建系初期，黄作燊积极寻找能教授建筑课程的教师，所以当时在上海、曾在格罗皮乌斯工作室工作的鲍立克，自然成为黄作燊的首要人选。他邀请鲍立克来学校教授室内设计，鲍立克接受了聘请，并提出同时教授城市规划课程的要求。从起初的德绍到现在的上海，对于建筑，鲍立克已慢慢地把兴趣点放在了预制板材、公共住宅和城市规划方面，希望能在上海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

　　同时邀请的还有美国同学A.J.Brandt教授构造，匈牙利建筑师Hajek教授西洋建筑史，又把李德华、罗小未、李滢等学生留校助教，并在设计基础课上仿照包豪斯做法，请来几位知名的现代主义画家，如程及、吴冠中、樊明体、朱膺等。

　　相比“学院派”，由黄作燊和鲍立克等一些现代主义建筑师主持的教学更加注重城市功能发展和城市系统结合的原则，从而摆脱了以往城市轴线、城市中心形态等古典美学为主导地位的城市规划，同时增加了城市发展的有机分散、邻里单位、卫星城等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对于鲍立克，他传播的虽然并非完全的包豪斯教育体系和城市规划理念，但他传播的是以包豪斯基础课程和思想在内的、结合现时的现代教育体系和城市规划体系。

　　鲍立克的理想在抗战胜利后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当时，国民政府已收回了租界，上海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市政管理。1946年1月，鲍立克应邀做了一场名为“大上海之改建”的公开演讲，他先从上海城市改造的意义，再从人口规模、城市干道、港口建设等方面谈到对未来上海发展的设想。这次演讲为后来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编制奠定了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城市向大都市发展的基本原则。

　　市长吴国桢力排众议，决计为上海制定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1946年8月24日，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国民政府委托圣约翰大学为上海做城市规划——大上海都市计划。于是，以黄作燊为首的5名教授和3名校外的专业人员一起制定了计划，鲍立克作为技术负责人。

　　“大上海都市计划”是在旧有华界和租界之外，在城市东北部的江湾地区首先新建市中心区、市府大楼、住宅和其他公共设施，同时规划道路交通、港口码头，将过去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上海第一次整合在一个空间框架内。鲍立克否定了之前1927年国民政府的上海计划，他提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概念。把上海的城市规划定位为交通枢纽、经济中心、工业化的，强调社区的重要性，甚至还预测了上海城市规模的发展趋势。并从区域规划入手，以有机疏散方式，把上海市民的居住与工作、生活与娱乐所需的功能结合起来。还提出一个闸北西区的重建计划，包括社会住宅的建造方法。当时的嘉定、青浦、松江尚属江苏省。“大上海都市计划”依照建设现代城市为目标进行大都市区域的组织布局，并对上海如何成为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从而带动整个中国工业化发展所需的重大城市的基础建设做了50年的战略规划。

　　“大上海都市计划”是上海结束百年租界历史后首次编制的上海市全行政区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城市总体规划。它高瞻远瞩地对未来上海的城市规模、人口预测、浦东开发、港口码头等具国际化城市的地位方面进行了预测，这与此后的城市发展极其吻合。系统所引进的西方现代社会规划思想，给上海日后的城市发展和建设提供了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

　　可以说，这个项目在当时聚集了一批中国最精英的、受现代建筑教育的年轻建筑师，他们大多毕业于现代主义建筑教育中的两所学校，一所是伦敦建筑学院，另一所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如中国现代建筑的奠基人陆谦受、黄作燊、郑观宣、白兰特A.J.Brand、甘少白Eric Cumine等是毕业于伦敦建筑学院，其中的黄作燊和郑观宣又去往哈佛建筑研究院，结识了梅国超Chester Moy和王大闳。战后百废待兴，这些学子带着自己的爱国热情和建筑理想回到祖国，参与到这个城市规划项目，而鲍立克等外籍建筑师又为这个计划带来了自己的实践经验，而通过所参与和培养的学生又对今后上海乃至中国的城市规划起到深远影响。

　　1949年6月6日，“大上海都市计划”终于完成了第三稿，但遗憾的是由于时局动荡、政权更替，这个历时4年的、详尽的都市计划最终没有被实施。

　　二战胜利后，虽然德国纳粹政府倒台了，但德国却被美苏两大战胜国分割。而在中国，国共内战又急剧升级，上海物价飞涨。鲍立克的内心感受着一种焦躁和煎熬。都市计划设计组人员发生了很大变动，留在租界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少。鲍立克此时也萌生了去意，他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此时，佛罗里达大学也有意请他去教学，但因为者的观点和政治难民的身份，使他没能成行。

　　1949年10月1日，在上海工作生活了16年后，鲍立克离开了上海，取道香港回到德国，那个已不是年轻时记忆中的国家。国家已分裂为东西德国，且意识形态鲜明对立。而关于包豪斯，讽刺的是，在纳粹时期，它被认为是“非德国、社会主义”的风格，而在东德初期，它又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而被排斥。

　　去东德还是西德？鲍立克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直希望能实践自己的城市规划理想。显然，东德更符合实现这个夙愿，而且能提供更好的职位和待遇。同样，也正是在上海的经历，让鲍立克很快成为柏林重建计划的规划委员会成员，并最终把理想付诸实现。

　　作为东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街道规划，斯大林大街（现卡尔·马克思大街）成为了改造的重中之重。由东德著名的建筑师赫尔曼·亨瑟曼、伊贡·哈特曼、汉斯·霍普、库尔特·鲁西特和鲍立克一起规划设计社会住宅。亨瑟曼早年是现代主义大师汉斯·夏农城镇计划中的成员，年轻时就曾在瑞士日内瓦湖边设计了极具包豪斯风格的肯文别墅。

　　斯大林大街有2公里长，89米宽，街道两边矗立着的蛋糕式、纪念碑式的建筑形式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性建筑风格。但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建筑风格需要更多的花费用在不必要的装饰上，而在战后面对资金和资源短缺的压力，要建设大批量的住宅使得东德不再那么反对包豪斯风格那功能性的、批量化建设的理念了。鲍立克负责建造了斯大林大街C区，还参加了多项柏林重大设计项目。此后，他又将精力投在了他的理想——城市规划上。他曾主持了几个东德的城市规划，如霍耶斯韦达、施韦特和哈雷新城直至退休。这些成绩，让他成为了东德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权威，以及包豪斯学派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代表。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建筑系被合并到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那些选择留在中国内地，或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毅然回国的圣约翰大学学生成为中国现代建筑与规划发展的重要力量。

　　50年代初，李德华主持设计了同济工会俱乐部，体现了现代建筑的理念。由黄毓麟等设计的建筑系主楼是当时的中国十大建筑，作品完全体现了包豪斯的现代建筑设计的五大原则。而文远楼的建成则体现出了对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已走向成熟。

　　1953年，苏联规划专家穆欣曾来上海指导编制过城市规划。当时，苏联在斯大林思想指引下走的是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强调社会主义和民族形式，即用宏伟的轴线和广场来表现时代的气势。但那些鲍立克的、参与过大上海计划的学生，他们早接受了世界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所以基本没有采纳穆欣在欧洲已被淘汰的方案，还是沿用现代主义的、而非艺术的布局来做城市规划。比较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和上海是不一样的，北京明显莫斯科化。

　　黄作燊从1952-1966年，一直担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副主任，教授。1966年“”开始，包豪斯被打入冷宫。黄作燊与家人也因此饱受迫害，最后于1975年病逝，终年60岁。李德华、冯纪忠和罗小未等也多次被批。与鲍立克、贝聿铭等在国外的建筑师相比，他们却被这场政治运动白白耗费了许多冤枉的名誉、精力和宝贵的时光，乃至生命。

　　第一位在德国接受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当属奚福泉，1903年他出生于一个上海的进出口商人家庭。1923年，奚福泉就读于达姆施塔特科技大学建筑系，获工程硕士学位后于1927年进入柏林夏洛滕堡科技大学（现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在当时奚福泉跟包豪斯并无直接关联，但当时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已影响了这位年轻学子的思想。这一点可在他毕业回国后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中体现。由奚福泉开设的启明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上海法租界内的虹桥疗养院，建成于1934年。为了让肺病患者能晒到太阳，全部疗养室朝南布置，设特大阳台，从低到高的楼层呈阶梯形层叠，最充分地利用日照。虹桥疗养院建筑形式完全遵循内部功能需求，没有任何与结构无关的装饰，注重功能、卫生及环境。造型美观大方，已深得现代主义建筑的本质思想。

　　奚福泉的作品还有上海的浦东大厦、几十幢花园洋房和住宅大楼、南京国货银行、南京国立戏剧音乐院，他在公用和工业建筑设计方面也多有建树。1952年，奚福泉义务筹建轻工业部设计公司华东公司（现中国轻工业上海设计院），后成为设计院一级工程师。1957年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二届理事，上海市第四、五、七届人大代表，中国建筑学会上海分会理事。

　　第一代留学德国的另一位重要建筑师当是夏昌世，他1903年5月出于广东省的一个华侨工程师家庭，1928年在德国卡尔斯普厄工业大学建筑专业毕业并考取工程师资格。1932年在德国蒂宾根大学艺术史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于历任工程师和大学教授。1973年8月移居德国弗赖堡市。

　　他的主要设计作品有华南工学院图书馆、行政办公楼、教学楼及校园规划，广州文化公园水产馆，中山医学院医院大楼、教学楼群和实验室等，湛江海员俱乐部，海南亚热带研究所专家楼，武汉三所新建高等院校设计，鼎湖山教工疗养所，桂林风景区规划与设计，广西医学院设计。其中中山医学院教学楼群1993年获中国建筑学会成立40周年颁布的优秀建筑创作奖。他的作品风格是将德国建筑的理性、精巧及实用与中国园林的自然、灵活、讲求意境及岭南地域的气候特点、建筑材料结合起来，并体现出一种开朗、朴实、兼容和富时代性的特色，因而被称为岭南风格。

　　被誉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一位大师”的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广州，祖籍是苏州望族之后。贝聿铭在上世纪30年代赴美，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学，师从格罗皮乌斯和布劳耶。冯纪忠和黄作燊先后都是他的同学。1979年，美国建筑界宣布当年为“贝聿铭年”，他曾获得1979年美国建筑学会金奖、1981年法国建筑学金奖、1989年日本帝赏奖、1983年第五届普利兹克奖及1986年里根总统颁予的自由奖章等。

　　贝聿铭作品以公共建筑、文教建筑为主，被归类为现代主义建筑，善用钢材、混凝土、玻璃与石材。代表作品有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香港中国银行大厦、苏州博物馆新馆等。

　　由于篇幅关系，无法在此对中国早期受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其后在中国建筑教育和城市建设方面做出贡献的，包括当代的建筑师一一胜数。但借其中个别人物的闪亮事迹，我们重又发现了在上世纪开创的包豪斯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如何落地生根，其思想又受本土政体和人文因素影响而发展衍变的关联和脉络。对于当今中国，随着国家建设的迅猛发展，现代主义风格犹如渗透在肌肤下的血液般滋长，包括继而又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实验田的现状，使我们不由地在对过去的梳理中，形成对当今再发展的反思。

　　（本文作者系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设计硕士、德国包豪斯设计中心中方代表。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