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了《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这是长三角二省一市为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1]构建上海大都市圈，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携手制定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新时代国内第一个以都市圈为范围的国土空间规划。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涵盖上海、无锡、常州、苏州、南通、宁波、湖州、嘉兴、舟山在内的“1+8”市域行政范围，陆域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7万平方公里。《规划》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了多层次、多中心、多节点功能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涵盖顶级全球城市、综合性全球城市、专业性全球城市、全球功能性节点、全球功能支撑性节点的多层次功能体系，并对纳入该都市圈的城市进行了发展定位EMC易倍，培育七条区域发展廊道，建立“城际轨道网”，引导创新要素的集聚，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互惠共荣。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圈”一直是国内经济态势最好的地区，其良好的综合发展背后是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有力支撑。上海自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正式开埠，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短短数十年便成为国内人口最密集、经济发展最快、城市最繁华的东部大都市，进入20世纪后更逐渐取代江南最具影响力的苏州而一跃成为区域龙头，辐射、影响、带动了周边城市大发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梳理审视长三角地区融合的历史与经验，研究探讨史缘、地缘、业缘文化的支撑价值，对推动今天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南文化指整个江南地区、主要指太湖流域的文化，海派文化则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特指。二者同根同源，却和而不同、和谐共荣。

　　海派文化的首次提出，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沪上戏剧界围绕“海派京剧”发起了一场讨论，针对“海派京剧”的非议，开明人士强调京剧的在地化是一种艺术创新，是值得称道的“新市民剧”。此后，1934年、1947年又有两次关于“海派文化”的讨论。上海学者积极评价并肯定了海派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价值和地位，讨论从戏剧延伸至整个文化范畴，扩展到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质，已接近今天所说的上海城市文化。八十年代后期，上海讨论城市发展战略时，再次提出“重振海派雄风”，由此引发了对“海派文化”持续数年的讨论，范围涉及城市文化、工商文化、市民文化、左翼文化、红色文化、文化交流与传播等。

　　关于江南文化的界定与内涵，此前已有明确阐述：“江南”最早出现于古代典籍时，只是一个宽泛概念。从先秦至两汉，“江南”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湖南、江西、湖北以及江浙皖赣的广大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江南”逐渐东移，成为南方诸地的指代，尤指以建康（南京）为中心的吴地。公元605—610年，隋炀帝开凿隋运河时，连通了夫差所开邗沟，并将长江以南运河统称为“江南河”。据此，唐贞观元年，全国州郡被划分为十道，其中长江中下游以南、南岭以北地区设为“江南道”，辖今浙、闽、赣、湘等省及苏、皖南部和鄂、蜀、黔的部分地区。唐玄宗时把江南道拆分为东西两道。之后，江南西道又拆为湖南道和江南西道。这一时期，“江南”包含了江浙皖赣以及荆州、襄樊、江陵等楚国旧地。[2]在行政区划的推动下，“江南”经历了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推进、压缩的过程，其概念逐渐东移，日益明晰。

　　“江南”概念的厘清和确立，是在南宋。因为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文化中心的确立，环太湖流域作为“江南”的地域概念也得以确认。在诸多说法中，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广受认可。所谓“八府一州”，指明清时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润州（镇江）府、江宁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以及从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这一地区也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经济联系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形成了一个经济文化整体，这一地区唐宋之前也称“吴地”，唐宋以后渐称“江南”。诞生于这一地区的文化总称江南文化或长三角文化。

　　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可谓同宗同源，都是以吴文化为基底的文化。吴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前段，江南文化是吴文化的后续，敏于观察，勇于探索，机智灵活，善于吸纳等吴文化特质都在江南文化中得到传承和光大。而海派文化则是在江南文化的母树上生长出的新枝。上海开埠后，因其独特的历史境遇和环境背景，文化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发生融合、嬗变与扬弃，其基本内涵、机理也发生了一定改变，在江南文化中独树一帜。

　　苏沪之间，紧密的史缘地缘文脉，是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的坚实基础。历史上，上海乃自江苏析出而后独立，二者除经济密不可分外，更有史缘、地缘的紧密维系。春秋时期，上海地区隶属勾吴。春申君封吴后，凿通黄浦江、吴淞江，将一片“泽国”的江南积水引流入海，为鱼米之乡铺垫了基础，入海口由此形成大片滩涂（上海滩、下海滩），春申君因此被奉为上海“城市之父”，“申城”因此得名。

　　上海地区第一次设立行政区，是在唐玄宗天宝十年（754年），朝廷将上海地区22个乡设为华亭县EMC易倍，隶属苏州府。南宋时，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彻底南移，上海也从一个远离经济重心的边缘小县，成为中国经济重心辐射的区域，经济发展受到苏杭的带动。元朝时，行政区划大变动，上海升为松江府，隶属于江浙行省。因地理位置优越、港口资源丰富，海运便利，腹地广阔，清代的上海逐渐成为经济重镇。嘉庆时，上海港年吞吐量已达120万吨，是当时东南沿海主要的贸易中心。

　　清后期，两次人口大规模涌入，推动了上海更快崛起：第一次，战争爆发，上海人口大增。中国战败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海上贸易发展吸引了国内外大量人口赴沪谋生；第二次，太平天国战乱期间，上海租界涌入大批江浙难民，奠定了国际大都市的人口基础。人口需求与市场繁荣，推动了更多的江浙人来上海谋生，为上海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劳动力，推动上海经济发展良性循环。1900年，上海市区常住人口已超过一百万，成为国内特大城市，经济实力跃居全国之首。

　　1926年上海成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宣布行政独立，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正式成立，成为与江浙并立的省级行政单位。1930年“上海特别市”更名“上海市”，直属国民政府。但苏沪仍难以明晰划分，上海中学叫“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属江苏省），长江口的横沙岛也一直是江阴南菁中学的校产，如抗战时代表童子军送给守卫四行仓库将士国旗的杨慧敏，既是上海润州中学初二学生，也是“江苏省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成员。民国时期，江苏不断划地给上海。新中国建立后，1958年江苏又一次性划给上海10个县（杨思、龙华、新泾、洋泾、真如、大场、江湾、吴淞、高桥、东昌），由此上海面积达到6600平方公里。

　　可见，无论地缘、史缘，还是人口构成，江苏尤其是都市圈内的苏南与上海有着密不可分的史缘地缘关系，具有建立密切协作关系的坚实基础。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和“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作规划”推出的背景下，这种纽带关系理应进一步加强，推进区域内的协作共赢。

　　海派文化是近代以来上海城市文化的概称，其实质是在江南传统文化基础上对欧美文化的借鉴，融合东西方文化元素而成。2018年，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指出：“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根基，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对于江南文化的熔铸与升华。”[3]可以认为，“海派文化”诞生于江南文化的基础之上，是江南文化的一种亚文化类型。这种文化既保持了江南文化的原有特质，也有新的文化因子的融入；既传承了江南文化的核心特质，又有国际化都市的现代与时尚，区别于国内其他板块文化，自成一体。

　　海派文化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一是太平天国战乱影响。太平天国战乱时期，经济EMC易倍饱受重创，江浙大批难民流入上海，“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涌入难民超过本地人口数倍，上海租界地原本不到10万人口，1860年人口陡增至30万人，两年后增至50万人，甚至一度高达70万人。人口的骤然猛增，为大都市的形成奠定了人口基础和资金储备。1860—1862年短短两年间，华人资本至少有650万银两流入租界。二是受到欧美近现代工商业文明影响。战争以后，大批外商和传教士涌入上海。江南海关、洋泾浜与黄浦江交汇处的“西洋商船盘验所”、汉口路南侧沿浦土地的“洋关”先后建立，外滩洋行纷立，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出台后，西方国家租界地先后出现，加上大批外侨、海外移民的入住……短短数十年，历经经济贸易和中西文化冲突、碰撞、融合，上海人不仅学会了“洋泾浜”外语，也学会了洋人生意经以及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文化中也逐渐融入现代契约意识、生活方式等西方文明，使既有务实、灵活的文化更具EMC易倍开放性、包容性。三是受到洋务运动直接影响和带动。发轫于1861年、绵延至1894年的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影响深刻。李鸿章选择开放的上海作为近代工商业的突破口，江南制造总局（1865）、轮船招商局（1872）、机器织布局（1880）等国内最早的“大型国企”均设立于上海。大批上海人因此得以进入现代企业接受最初的企业文化和工商文明陶冶，而大批赴沪“讨生活”的江南青年也在“学生意”过程中得到市场锻炼，最终成为买办或企业家。江南制造局还附设有“译书局”和“广学会”，大量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这些都对海派文化的形成和内在气质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人口、资金、技术大规模涌入上海，上海经济的崛起有了重要基础和巨大动力。外来人口占上海人口的80％以上，既有海外客商、侨民，也有来自苏浙皖的各色人等，他们将家乡的风俗文化带入上海，极大地丰富了上海文化，使上海文化具有一种“杂糅性”，这种“杂糅性”最终促成了国际大都市所必备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海派文化传承了江南文化的多种优秀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吸纳扬弃、形成了自身特色，如：由机智灵活、善用计谋发展而来的生活智慧和处世、经营技巧；由舟楫生活的敏察善变、善于转舵、顺水推舟而来的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以及处理问题的灵活发散与刚毅；由崇文、重教、敬贤等风气演变而来的重视教育、繁兴文化、推动科技教育和全民文化素质提升；由经世致用、百业皆本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振兴实业、发展工商、分工细密以及重视技能、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由刚柔相济、重视美感的江南水文化派生出的善于进退、注重审美和诗意生活追求……这种文化尊重个性，勇于挑战传统，反映了江南文化对人自身价值的尊重和重物质也重精神的双重需求，既开放灵活又能守护文化内核，既高远诗性也求本务实，既关注时代潮流、社会责任也注重个人尊严与需求，既注重责任、诚信守约而又兼顾自身利益的获得，同时也很好兼顾了社会的重利性、大众性和世俗性。

　　开放包容、敏察善纳、积极进取是海派文化的核心优势。良好的秩序、开放的港口、大量的物流、高素质的民众、中西文明的交融、工商业的快速繁荣……都离不开江南这片沃土，也离不开海派文化在新的历史时代的自我扬弃、自我提升。从长三角整体看，晚清以来整个区域的崛起繁荣离不开上海的带动。洋务运动打开了西学之门，催生了大批民族实业。上海得新风气之先率先发力，而无锡人则在上海影响下迈出了民族工商业的第一步，无锡的快速崛起是上海辐射最鲜活的例证。

　　上海崛起改变了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格局成功案例，也取代了苏、杭两大江南中心城市的龙头地位。此前，无锡的经济更多依托于苏州，上海的崛起使之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苏锡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削弱，而沪锡之间的经济关系则日益密切。20世纪20年代时无锡已被称为“小上海”，这不仅是对无锡工商业繁荣的称誉，也暗示了两座城市之间的特殊关系，无锡的崛起离不开上海的辐射与带动。

　　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江南制造局等一系列设在上海的早期实业机构中，多有无锡人的身影。20岁的张叔和1872年就在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出任上海荣氏振新纱厂的名誉总经理，还与荣氏兄弟联合创办了申新一厂。杨延俊长子杨宗濂曾追随李鸿章与淮军一起守护上海，三子杨宗瀚曾任机器织布局的总办；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在沪上结识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一起进入安庆军械所，成为国内火炮、弹药、船用蒸汽机和小火轮的研发者。许多无锡籍企业家，如“地产大亨”“煤铁大王”周舜卿（1867年，16岁赴沪）、“旧上海十大实业家之首”的“电气大王”“机器大王”祝大椿（1872年，17岁赴沪）、“桐油大王”沈瑞洲（1913年，16岁赴沪）、被誉为“民族工商业第一家”的“棉纱大王”“面粉大王”荣宗敬（1887年，14岁赴沪）和荣德生（1889年，14岁赴沪）、“近代工业开路人”荣瑞馨（1890年,18岁赴沪）、“电池灯泡大王”丁熊照（1918年，15岁赴沪）、匡仲谋（1891年，14岁赴沪）、“福新后主”王禹卿（1890年，14岁赴沪）等，都是十多岁就到上海闯世界，接受了工商文明、市场经济的最初熏陶，积累了生意场上的经验，可以说，上海是培育无锡实业家的摇篮。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第一轮民族工商业初兴中，无锡人不仅乐于汲取新理念、新技术，也乐于接受上海的文化辐射和商品扩散，这种既乐于吸纳又积极融合的姿态使无锡获益匪浅。那些闯荡上海的无锡青年，创业成功后回乡开厂、造屋、修路、办学，又把许多同乡带往上海，在沪锡之间形成了人才、产销上的相互呼应之势。上海也是无锡商品外销的前沿、窗口和EMC易倍无锡人“走出去”的主要口岸，民国初年无锡大批学子外出留学，亦皆从上海出发。历史证明，开放互通、主动接受上海辐射，越主动发展越好，良好的互动实现了双赢。

　　20世纪的第二轮经济崛起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大规模崛起。无锡突破计划经济桎梏，创造了著名的“苏南模式”。在强者如林的市场竞争中，无锡再次借力大上海的技术与资源，被称为“礼拜天工程师”的上海科技人员，每逢周末便来到无锡为乡镇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不少乡企的业务也来自上海大型企业的配套。90年代，无锡在产品输出、外向型高地创建中，依托通达的上海港口获益良多。进入新世纪以来，无锡的外贸出口70％以上仍从上海出港，城市之间的融合协作也在持续深入。作为“小上海”的无锡，正因为坚持与上海的融合互动、吸纳创新，才有城市的崛起和持续发展。

　　总体看，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在上海独特的时代境遇、社会环境下发展升华的结果，开放包容、机智灵活、敢为人先、精益求精、诚信守约等海派文化的优秀元素，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导与引领，也是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内在文化支撑。在今天国家鼎力推动上海大都市圈互惠共荣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区域文化优势应当进一步发扬光大，焕发时代风采。

　　[1]中央 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EB/OL].

　　（作者系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原题：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融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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